河南淮滨县被曝光为超载罚款开“月票”。物流成本高、罚款项目多，司机办“月票”买个心安；以罚代管，治超办罚得理直气壮。于是“执罚经济”从见不得光的潜规则变成了“合理”的“规定”，“罚款月票”成了超载货车的通行证。
▎当潜规则变成明规定
小偷能否“先交罚款，后搞盗窃”？小偷能否“先交罚款，后搞盗窃”？
放宽车辆超限标准，买月票便可畅行
8月1日，河南省淮滨县司机杨华（化名）开着一辆“超载”的大货车，主动去淮滨县马集镇的超限检查站办罚款“月票”。去年开始，当地货车司机为了少被处罚，每月月初，只要到县 城的超限站根据车型缴纳5200-3300元不等的费用，就能获得超出国家超限标准15吨的照顾，可以放心地“多拉快跑”了。[详细]
潜规则变成“合理”罚款，危害更大
“包月罚款”的实质，是将交通运输管理中备受诟病的“执罚经济”从暗处推向明处，是将见不得光的潜规则“合法化”，是将罚款手段赤裸裸地异化为目的，是对公众忍耐底线的挑战。
当货车司机交了罚款就可以“合法”超载，人们就有理由担心，会不会有一天客车先交了罚款就可以无限超员？政府的公信力下降，民众的安全感就无处寄放，这只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。
▎司机和治超办为何这般“默契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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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流成本过高，司机压力大
物流成本“超载”比大货车超载严重得多。有人曾统计过：一公斤货物通过公路运输从上海到贵州需要花费6~8元人民币，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.5元人民币。
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在中国，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.3%左右，而发达国家则是10%左右。即便是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，这一数据也在20世纪90年代就保持在11.4%~11.7%的范围内。
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，尤其在21世纪的头两年，这一数据更下降到10%左右，甚至在2002年降为8.7%。
但在我国，随着去年7月1日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的下发，整个物流成本呈直线上升。按照新标准，国内绝大多数的货车不符合要求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改造更换货柜箱，但改造带来的成本必定要转移到运价上。
由此，下一轮的涨价将很难避免，据权威人士估算，整个公路运输成本至少上涨20%~30%。[详细]
司机怕麻烦，办月票买心安
当地司机王师傅说，很多司机怕麻烦，他们宁愿一次性交清5200元。如果遇到重量低于45吨，检查站就会想法让车重超过45吨。比如，会找些人站到地磅上，或让后面的货车车头开到地磅上。
与民众的愤愤不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被强制“割肉”的货车司机的不反抗甚至是乐见其成的暧昧态度。数目不菲的各路税费让货车司机们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压力，为了在车辆报废年限内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收益，货车司机都会铤而走险。
“不超载不挣钱”成为货车司机的共识，“罚款买平安”成为货车司机的无奈选择。说白了，正是因为有了高昂的物流成本的存在，“包月罚款”虽然听上去很荒唐却结结实实地搔中了货车司机们的软肋。
当地政府部门需要靠罚款创收却又怕麻烦，货车司机需要靠超载赚钱，“包月罚款”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利益结合点，尽管我们整个社会要为此付出交通隐患大增、法律权威“死机”等难以承受的代价。
以罚代管，治超办罚款理直气壮
针对社会对这种“月票式罚款”的质疑，该县“治超办”做出的解释是，这并不是罚款月票，因为每个司机“处罚科目”都不尽相同；这也不是放任超载，因为县里面有自己关于超载的“专家标准”。这种解释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呢？
“月票式罚款”行为本身是违法的。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行政机关在实施处罚时，应该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这说明行政处罚之目的在于纠正和制止违法行为，罚款只是手段，制止行为才是目的。
“以罚代管”和“只罚不管”的做法颠倒了行政处罚的手段和目的，是另外一种行政失职行为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。
淮滨县政府作为基层道路交通管理部门，不仅没有积极履行职责，制止和纠正超载行为，而是将“罚款”作为一种特别收入当作特殊“营生”，甚至为了减少执法成本以“月票”的形式“量贩式”管理。
这样的做法不仅荒诞，而且也与《行政处罚法》赋予的权力相冲突，属于典型的行政寻租行为。
从报道来看，该县应该知道“月票式罚款”与法律确有冲突，所以，他们将每个司机的“月票”内容规定的不尽相同，有的是“擅自改装车”，有的是“超限行使”，但是罚款总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以体现出执法的“公平性”。
这样“掩耳盗铃”的处罚在掩饰自己行为的同时，实际上又与行政法中“禁止事先处罚”的原则相冲突。
这种行为产生了两个悖论：一是罚款出现在违法行为之前；二是缴纳罚款后的超载已经成为“合法”行为，那么为什么还要缴纳罚款？这两个悖论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是说不通的。
▎君子爱财取之以道
国务院:研究推动车辆超速超限超载等行为入刑 国务院:研究推动车辆超速超限超载等行为入刑
提高财政收入不应以乱收费的方式
这种“执罚”经济并非河南淮滨的特色，而是公路执法的常态，在很多地方都存在。“罚款月票”这种“大胆创新”模式的出现，只是令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“执罚经济”的常态化程度。和土地财政、收费公路财政一样，罚款成为一些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。
“执罚经济”也许不完全是以权谋私，这些钱很大一部分也许要用于公共建设。但这并不能说“执罚”就是对的，其对社会的危害显而易见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以这种方式提高财政收入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
治超新政不仅应叫停，更需问责
该县分管交通的副县长华明勇表示，他们专门召集治超办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开会，在治超工作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地方。对存在的问题，他们进行集中讨论总结。同时对照国家法律规定和政策，他们将对不正确的做法进行纠正，接下来将进行整改。
乱收滥罚早已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，事实上，媒体曝光的类似滥收滥罚现象已经不计其数，最后不是应付性地整改了事，就是将责任推给“个别临时工”。以执法名义带头违法的零成本，是执法经济屡见不鲜的根本原因。
因此，必须让那些以执法名义敛财的官员付出沉重的代价，通过严厉打击执法经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