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个月前的一段时间里，哈尔滨货车司机刘松在“大货司机”微信群里常听到同行传来消息：“某某路段严查，保不了车了。”“保不了车”的原因，就是哈尔滨市针对“疯狂大货车保护伞”展开了查处行动。在哈尔滨严查事件之后，记者跟随拉煤的货车司机李国一路暗访发现，一辆超载50余吨的煤车，从鹤岗出发，跨越四省多地后，顺利到达河北。深谙各地路况的司机要么刻意躲着交警，要么靠当地“保车人”过卡，一路畅行。
所谓的“保车人”，在性质上跟托儿或者黄牛完全相同。他们在监管与被监管人之间，充当着利益掮客的角色，一边替大货车司机“拿钱消灾”，一边替交警部门“谋求生意”，自己则从中抽取佣金，可谓三方互动“各取所需”。但问题是，公共安全、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，又靠什么来保障和维护？
货车超载是十分危险的行为，据统计，70%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由车辆超限超载引发，50%的群死群伤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与超限超载运输有直接关系。为此，曾有很多人呼吁“将货运车辆超载、超速的问题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范畴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交警部门却在“保车人”的串联下，充当起“疯狂大货车”的保护伞，对超载行为听之任之、大开方便之门，甚至形成了跨越多省的“一路通畅”。这种现象，用“系统性腐败”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。
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，一直是运输行业的顽疾。大货车超载之所以屡禁不止，其实跟利益惯性有直接关系。从前些年的“给执法人员下达罚款任务”，进而催生出“以罚代法”的“罚款经济”，再到现今“利用职权为超载货车开绿灯”，甚至出现了遍布多地的“保车生意”——这类权力寻租的现象，呈现出“抓一抓有好转，松一松就反弹”的态势。
诚然，货车超载现象的泛滥，固有其客观原因。比如，物流成本过高、收益过低，微利甚至亏本的风险，让货运行业有强烈的违法冲动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加强安全教育、加大监管力度，同时进一步降低收费标准，让营运有一个合理的获利空间。然而，权力寻租下的这条“暗道”，无疑助长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效应，甚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——“保护费”越多，“超载量”越大。由此看来，为“疯狂大货车”充当“保护伞”的行为，其危害已不止于超载本身所带来的道路安全隐患，更严重破坏了公共秩序、践踏了社会底线。
超载泛滥，折射出权力的任性。治理超载，必须充分约束“失控的权力”，真正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。就此而言，针对个案开展调查并追究责任，虽然可以达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，但更重要的，是应该举一反三，进行系统性的整治与预防，做好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个环节的管控。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，重在把握关键环节和风险岗位，并应从个案和局部为始进行综合整治，以社会满意度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，才能避免“为治而治”的低效化，并真正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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